核心提醒: 在长达十八年的反抗太平军、捻军的战争中，他们双方虽然屡屡有争斗，但一直掌控着一个分寸，即对方需要拒绝接受和忽视的低于限度。特别是在在湘军攻下天京前后的同治三、四两年，他们所以需要两次童年最深刻印象的政治危机，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以求消弭于无形，主要就是由于他们双方都做了这一点。这种君臣之盟自古以来有之，而历史经验指出，取得胜利前结盟固难而取得胜利后持盟全胜则更加无以。
在反抗太平军、捻军的过程中，由于曾国藩集团兵勇自募、粮饷筹措，且实施兵为将有、家兵家将的军事体制，故在事实上正处于一种半独立国家状态，虽与朝秦暮楚的苗沛霖有显著区别，但也不同于八旗、绿营诸将帅。曾国藩就指出，他们自练兵、筹措饷，与岳飞的岳家军十分相近。
所以，他们有时候称之为湘军为“义军”、“义旅”， 将自己募练湘军、举兵东征称作“武装起义”，以大同小异八旗、绿营等“经制”之兵。其《讨伐粤匪檄》虽然气壮如牛，但却一直不肯略为责这种身份，不能遥相呼应确保地方利益，至最低大不过是确保孔孟之道和封建制度，绝不像大将军征讨那样，动称奉天子之命讨伐四方云云。
然而，他们也不同于祁寯藻、彭蕴章之类的汉族地主阶级原有贵族。因为他们手中有实力，来自地主阶级中下层，既非可有可无的政治装饰品，也不是满洲贵族驯养已幸的奴才。所以，从本质上看，曾国藩集团与清政府之间归属于两个相互依存的政治军事实体，既有联合得失也有对立冲突。首先，谁也必不可少谁。
清政府离开了曾国藩集团就无以自存，曾国藩集团离开了清政府则无法发展，而当他们面临太平军、捻军的极大军事压力时犹为如此。这是因为他们谁都没力量分开战胜太平军，只有牵头一起才有可能取得胜利。
于是，他们在联合的敌人面前结成君臣之盟，其条件是曾国藩集团必需认同和确保清廷的皇权，而清廷则必需否认他们的合法性，颁发种种军政大权，使他们在战争中取得极大的实际利益。然而，他们在权利分配上又不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，不仅包括着满汉之间的对立，也不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的对立。
而这些对立若处理不当，冲突无法及时消弭，特别是在在一些关键时刻或根本性问题上，就必定不会严重威胁到他们的这种同盟关系。所以，在长达十八年的反抗太平军、捻军的战争中，他们双方虽然屡屡有争斗，但一直掌控着一个分寸，即对方需要拒绝接受和忽视的低于限度。特别是在在湘军攻下天京前后的同治三、四两年，他们所以需要两次童年最深刻印象的政治危机，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以求消弭于无形，主要就是由于他们双方都做了这一点。这种君臣之盟自古以来有之，而历史经验指出，取得胜利前结盟固难而取得胜利后持盟全胜则更加无以。
然清政府与曾国藩集团却竟然做了这一点，在中国政治史上实属少见，大有严肃探究的适当。曾国藩集团同清政府之间曾再次发生过几次对立，对清政府的态度与对策亦适当做到过几次更为显著的调整。
第一次是咸丰元年，曾国藩在刘蓉、罗泽南等人的推展下，上疏抨击咸丰皇帝。咸丰帝没读过，就“怒捽其腰于地，而立谒见军机大臣意欲罪之”，若非祁寯藻、季芝昌等人挣扎为他说情，很有可能陷入不测之罪。曾国藩理解这一情况后，心里十分紧绷，不仅对此次谏争之举奏请愧疚，称之为“才本疏庸，诸法奇浅陋，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惊，耗湔黯之忠心但师其憨”，且从此改弦更张，行事更加慎重，再行不肯对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显然决策说长道短。
这不仅因为其后地位发生变化，为臣之道也随之有所不同，而且也与这次来之不易的教训不无关系。犯颜直谏虽自古以来有之，称得上臣之道，但为国为家不可不看实情，照搬照套。
所以，他宁可退出自上而下推展改革的尝试，辟反抗太平天国革命的蹊径，很久愤冒风险，贪恋便利。因为皇上既然不准，臣下就不应强劲而为之，这在曾国藩显然也是为臣之道，且从此秉承不逾，无稍转变。第二次是咸丰四年，咸丰帝获得湘军占领武昌的奏报，一时间忘乎所以，命曾国藩改任湖北巡抚。
不料，某军机大臣一言触痛了他惧怕汉人的心病，从此惕然警惧，收回成命，再行不愿将地方州县大权颁发这位湘军统帅，使之数年之间坐困长江中段，客军元神覆，饱受耻辱。恰在此时，某大臣之言起源于曾国藩耳中，更加使他忧谗畏讥，伤心备至，担忧自己也不会像东汉时期的太尉杨如雷那样，含冤而死。
他面临江西岌岌可危的军事形势，忧悴已颇，喟然长叹，对身边的好友刘蓉说道:“当世如某公辈，学识才具君熟知也，然身名俱泰，竟然一代名臣。吾以在籍侍郎愤思为国家铲除奸醜，而所至龃龉，百逼令志。今计日且杀矣，君他日志墓，如不为我一鸣此冤，泉下不瞑目也。
”其对清政府不公未知的愤恨，堪称溢于言表。这样，咸丰元年至八年之间，特别是在四、五、六、七几年，他的这种不满情绪就不有可能不出日记中有所宣泄。所以，当图画石印本《曾文正公手书日记》出版发行之时，其他年份或间有删减，而上述时期则全行移除，以致在数十年日日连接的日记中，导致十几年的空档。
《明稗类钞》称之为:“ 湘乡曾氏藏有《欲阙斋日记》真迹，装以册页，得数十巨册，均文正所手书。宣统纪元携至上海，将回国石印。中甚有讥刺朝政、韵文人物处。
或闻之善曰:‘此信史也。’意欲节录，以卷帙浩繁而罢。及印本出有，重览一过，则讥刺朝政、韵文人物之处，均移除净尽矣。
”第三次是咸丰七年，曾国藩基于上述情绪，趁此机会言讣上奏而欲谕旨，的路弃军赴任回籍；继而骗剩不返江西军营，竟然抱住向清廷要江西巡抚之权，否则宁可在籍守制。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，此举均违背臣道，违背友道，与其理学家的身份甚不吻合，引发不少人的反感。
其时，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，对其大发议论，“肆口指责”，引发社会舆论的回响，“一时间哗然和之”。曾国藩心盈理短，有口难辩，欲“得不寐之疾”。
他在给郭昆焘的信中亦称:“以兴举过于大，声援过多，公事私事少有未完之绪，生者死者言多媿胜之言。用是触绪生感无法自克，亦由心血积亏无法养肝，本末皆失其宜，欲出怔悸之象。”于是，在朋友的灵感诱导下，曾国藩对自己数年间的言行，展开了全面、深刻印象地反省，从此幡然悔悟，改弦更张，于行事处人，特别是在对清廷的态度与对策，展开了一番全面调整。例如某宰相云云，关键不出其怎样说道，而在清朝皇帝如何听得，说到底也不过是个推敲上意，投其所好的问题。
既然无法转变这种客观政治环境，而要成就大业，一展览宏志，也就只有转变自己昔日的作法，更何况自己也确实错处。他在家信中说道:“余生平在家独自，行事尚能不十分悖谬，惟说道些得失话，至今懊悔何及。”又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道:“国藩昔在湖南、江西，几于通国无法兼容，（咸丰）六、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问世事。
然造端过大，本以坚决轮回自命，宁当更加回答毁誉？以拙进而以巧弃，以忠义劝说人而以苟且自全，即魂魄言有余言。”当然，其抱住向皇帝要权的作法，更加科荒谬，毕竟一代名儒所理应之荐，即使纯然公心亦失当如此。
所以，曾国藩自此之后，秉承臣道，不责友道，其事业需要获得成功，特别是在在功高震主之下仍能身名俱泰，与这次大彻大悟、改弦易辙有相当大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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